近日，走进江川界鱼石公园，无意中看到明代诗人姜思睿题写的《题界鱼石》诗碑，碑为青石材质，高约2米，碑上有七律一首并序，楷书，分6行，共计88字。这是诗人过界鱼石，感叹此地“两湖相交，鱼不往来”的奇景而作的一首诗。查阅史志资料可知，关于这首诗的内容，学者多有解读，各类旅游书籍多有引用，但作者本人却因史料有限，读者知之甚少。
姜思睿并非普通的迁客骚人，而是明代晚期云南一位有才名、有影响的官员，在玉溪境内做了许多实事、好事，古代就有玉溪人为他作文、立碑、建祠以示纪念。
姜思睿，字颛愚，明末清初查继佐所著《罪惟录》又说他字渭明。《题界鱼石》诗碑的落款为“勾章姜思睿”，“勾章”是他的籍贯无疑，这是一个古地名，从春秋时吴国建勾章城到唐初废勾章县的上千年时间里，浙江慈溪一带都在勾章的管辖范围内。
姜思睿明天启五年（1625年）考中进士，被授予行人一职——一种掌管接待礼仪的行人司小官，姜思睿在明崇祯三年（1630年）升任御史。一上任，他便为大明的政局忧心忡忡。清光绪《慈溪县志》载：“明年春，陈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邮传过削；曰搜剔愈精，头绪愈乱；曰惩毖愈甚，颓废愈多；曰督责愈急，愈深。”
姜思睿上呈给崇祯的这五条，条条切中时弊，针针见血。以第二条“邮传过削”为例，崇祯为了节省财政支出，筹集军饷，竟然在全国大规模裁减驿站、驿卒。姜思睿认为，“裁驿”之举“在官不得裁减之用，在民不受裁减之惠”，被裁减的驿卒生活失去着落，“贫民千百为群，饥饿待死，散而为盗”。可是崇祯不但不听，反而责备他忤旨。后来，局势正如姜思睿所预言，全国被裁减的成千上万失业驿卒成了农民起义军的主力。
姜思睿痛陈天下“五大弊”，激怒了崇祯，在朝中已无法立足。明崇祯五年（1632年），姜思睿出任巡按御史，被派往遥远的边地云南。临行前，姜思睿还不忘上疏，把矛头直指宦官：“以察吏诘戎予夺大柄仅付之三二奄寺（宦官别称）。厝火自安，不知变计，天下安望太平！”（据《新纂云南通志》）这样尖锐的言辞再次激怒，但也拿他没办法。
巡按御史简称为“巡按”，民间俗称“御史”，《新纂云南通志》著录的《鸡足山水月庵僧书佑为母书写华严经序》，落款为“滇直指大隐姜思睿撰”，“直指”则是“巡按御史”的雅称。有玉溪地方学者说姜思睿是巡抚，显然是将两个明代的职官搞混了。巡按御史品级才七品，没巡抚官大。品级虽低，却很大，因为他是代天子巡狩，负责考察民情，监督地方官员。有意思的是，姜思睿为云南所做的实事却是一个勤于政务的封疆大吏也无法比拟的。
在姜思睿到任之前，巡按御史赵洪范曾与云南巡抚王伉合谋剿灭有图谋不轨之嫌的普名声，不料这个阿迷州土官非常强悍，带着土兵伏击了一万七千人的朝廷军队，包括云南布政使、监军周士昌在内的明军全军覆没。接着，普名声又遣人进京，为自己的反叛，最终取得朝廷信任，致使赵洪范与王伉被革职查办。
据《滇考》《滇云历年传》等史料记载，姜思睿到任后，再次谋划平定普名声之乱，多次派人招抚普名声，使者都被普。最后，他派遣广西知府张继孟前去讲和，这位足智多谋的知府在和谈中趁普名声不备在他的茶碗里下毒，并成功。后来，普名声毒发身亡，姜思睿又乘势招降了普名声的妻子万氏（当时阿迷州的实权人物），滇南地区这才迎来短暂的安定时光。
《题界鱼石》诗碑有一行小序：“ 町抚定普事，还度海门桥，见界鱼石作诗以合其成。”其中，姜思睿以古国 町指代明代的临安府，当时的阿迷州隶属临安府。“抚定普事”则应包括毒杀普名声和招降万氏两个事件。现当代学者在研究普名声之乱时几乎都忽略了姜思睿作为幕后策划者的角色，显然有失公允。江川区这块《题界鱼石》诗碑的小序就是一个有力的注脚，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正在于此。
众所周知，抚仙湖只有一个出水口——东岸的海口河。在明代，澄江坝子的大部分土地常年在湖水的淹没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海口河壅塞，水流不畅。明代早期的澄江府城建在地势较高的金莲山上，衙署曾一度迁到山下，却因湖水浸漫，不得不又迁回金莲山。后来，为了彻底摆脱水患，府治迁到了离湖岸较远的舞凤山麓。府治可以迁移，坝子里百姓的田地却无法挪动。
姜思睿到任后，了解到澄江生活的艰辛，决心治理抚仙湖的水患。据清康熙《河阳（澄江府附郭）县志》载：“明崇祯年间，海水泛溢，山行石压二里有余，近海之田，悉皆淹没。明御史姜思睿亲临开浚载余，筑石为坝，如城郭之高。每岁孟冬起海湖田夫，同宁州、江川二州县委官疏浚，以防水患。民甚感之，立祠以祀。”这可能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人工干预抚仙湖水位。
关于这个前无古人的水利工程的由来，清雍正《云南通志·澄江府堤闸》还有较为详实的记载：“海口坝在城东南三十里，抚仙湖水由此泻入铁池河，有南北山溪暴涨横冲，推沙滚石，每将海口堙塞，障水逆流，三州县滨海田亩，咸被淹没。明巡按姜思睿于南岸建牛舌石坝，北岸建梅子箐石坝，逼遏两溪之水循轨顺行，不使沙石激壅海口。年设浚夫三百三十四名……”两座石坝的修建，虽说出自之力，但与姜思睿亲临工地现场指挥协调之功是分不开的。
在治理完澄江坝子的水患之后，姜思睿又主持治理星云湖。同抚仙湖一样，星云湖也只有一个出水口，即通过北岸海门村的隔河流入抚仙湖。姜思睿正是想通过疏浚隔河来减少今天龙街一带江川老城的水患问题。这也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隔河疏浚。江川学者说，姜思睿疏浚隔河发生在明天启四年（1624年），但那年他还没中进士，更不可能来到云南，疏浚时间应在崇祯初年。
隔河疏通，但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江川老城水患问题。据当代编纂的《志》记载：“明崇祯七年（1634年），县旧治滨湖，屡遭淹没，巡按姜思睿请于朝获准，迁县城于江川驿（今江城）。”江城也成了明代江川第二座老城区所在地。
雷跃龙是老玉溪的名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玉溪人称“雷阁老”，因其、气节、才名而名重天下。明崇祯七年（1634年），雷跃龙正好丁忧在籍，耳闻目睹姜思睿在玉溪主持修建的几项工程之后，为他写下了《江川修河建城碑记》（据《志》）。从这篇文章可知，江川老县城迁往江城，与城池同时兴建的还有一座祠堂，即姜巡按生祠，位于江城东门公馆，正堂的正是姜思睿塑像。遗憾的是，在年间，这座祠堂改为他用，今人早已不知道它当年的用途了。
在《江川修河建城碑记》一文中，记叙了姜思睿在江川疏浚隔河，建造县城的功绩，称赞他“于时万姓无食有食，无居有居，除二患于指掌间，真与禹稷明德并矣”，将他的功劳与大禹相提并论。同时，据《新纂云南通志》著录，雷跃龙还单独为姜思睿写下了《姜巡按生祠碑记》，“（碑）高六尺，广二尺，二十，行六十六字，正书，崇祯甲戌秋九月吉旦。今在城（即今江城）内北门佑圣观……颂姜思睿功德也。”这篇碑记长达1600多字，可能是雷跃龙已知存世的最长一篇文章。
除此之外，《新纂云南通志》还著录了一篇《昙华庵常住碑记》。这块碑记由姜思睿撰文、黔国公沐天波书写、雷跃龙篆额，立碑时间为崇祯七年。由此可知，在这一年，姜思睿与雷跃龙曾有多次交往。
雷跃龙号称“帝师”，学识渊博、才华卓越自不必说。姜思睿在明代也算一位知名学者，著有《合诸名家点评诸子鸿藻》（十二卷），有学者评论此书“集姜子、鬻子、等三十子的论述，诸子百家以其所得鸣”。可见，雷跃龙与姜思睿相交，惺惺相惜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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