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第六章“结论·改变世界的人文学洞见”。《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首次全面建构了人文学从古至今的历史。一册在手，可纵览语言学、逻辑学、历史编纂学、音乐学、艺术史等诸多人文学科的学科发展。摆脱中心主义的褊狭视角，将欧洲、印度、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人文学发展历史尽纳入考察范围。特别参照自然科学重新界定了人文学的作用，帮助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者看待本学科时获得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
任博德(Rens Bod)，大学数字人文学院教授，大学数字人文中心主任，《人文历史》杂志的创刊编辑，“人文科学 ”系列会议的发起人，Brill Open Humanities主编。任博德从计算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人文学科，从事自然语言处理、音乐、文学分析、逻辑推理和美学认知等研究。著作包括Beyond Grammar (1998), Probabilistic Linguistics(2003)等。
在本书中我出了人文学历史上的一条连续不断的线--从古至今、遍地开花的对理论原则和经验模式的探寻。通过仅仅总结“已然改变世界”的人文学洞见，我对待这一历史是不公的--然而，正是这些改变世界的洞见曾长期遭人忽视，被不公平地归功于自然科学。因此，在本结论中我将以聚焦人文学的社会影响为起点。之后我将讨论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再稍稍勾勒出未来的前景。
倘若有一种图景从本结论中清晰地出来，它就是探寻语言、音乐、艺术、戏剧和文学中的原则和模式在全世界都存在。人文学的历史编纂表明，“硬科学”(hard science)远比数学和物理普遍，[1]“改变世界的发现”见诸所有学科。
史料的发现催生了教运动，带来了启蒙运动。史料的发现导致了世界观中的最大变化之一，时至今日依然影响巨大，尤其是在历史调查之中。实际上，我们是在此间谈论两种发现--史料(source criticism)和史料修复(source reconstruction)，它们在十九世纪期间被整合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方法。史料被初步建立于希腊(参见第二章第二节);经由形式化的伊斯纳德法(第三章第二节)，它为早期近代人文学者带来了一种严格的学术方法(第四章第一节)。经由瓦拉、斯卡利格和其他人之手，它变为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借助它，古老的史料可以基于纯粹语法的、历史的、逻辑的分析被。现在，一己之力便能彻底曾经被认为无懈可击的史料。最著名的例子是瓦拉在1440年的证伪《君士坦丁的捐赠》，以及后来的国性的法律失效(参见第四章第一节)。最初，瓦拉的结果很少或者没有产生影响，但在教运动期间，它被马丁·德等人用作了反对罗马的的有力。通过波利齐亚诺，瓦拉播下了形式化的史料修复的种子，它可以被用于借助一个系谱追溯过程，重建现有复本的原始版本(第四章第一节)。十六世纪后期，约瑟夫·斯卡利格基于埃及国王列表重建(由曼涅托完成)，证明了世界史必定比与圣经融贯的历史(第四章第二节)悠久。虽然斯卡利格通过引入“”时间的概念，设法《圣经》，但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期间，他的结果导致了激烈的《圣经》，引发了启蒙运动。十九世纪，拉赫曼完善了史料和史料修复;直到今天，它依然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基础(第五章第二节)。比如，和国际机构纷纷利用史料和文献修复来帮助确定文献的可靠性。并不独见于司法管理的是，史料构成辅助性学科这一工具箱的一部分。它也是日常实践的一部分，比如在关乎种族大的历史调查中。
人文主义者的发现理论与经验主义互动构成了科学的基础。在十五世纪语文学、艺术理论和音乐学中，存在理论与经验主义之间的有趣互动，于其间无论理论可能看起来多么牢不可破，经验主义享有决定权。一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这种相互作用在语文学中始于瓦拉和波利齐亚诺;经由斯卡利格和卡索邦，它成就了一门拥有自身方的稳固的十九世纪学科(第四章第一节)。这门学科的影响的一个是这一事实，即很多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科学家同时也是语文学家，从伽利略和开普勒到牛顿。语文学是第一门证明假设甚至理论何以能够基于新观察(比如新发现的史料)被的早期近代学科。我们也在艺术理论中发现了这种互动。虽然阿尔伯蒂建构了极佳的一个线性透视数学结构，但结果是经验透视并未遵循它。为了阐明这种经验透视的基础理论，列奥纳多费尽了心血，但除了几条经验之外，他并未成就理论基础(第四章第五节)。列奥纳多在其实验中非常系统地考察了光源、色彩和对象的的影响，他的实验构成了新科学家的灵感来源。人文主义音乐学家一丝不苟的弦乐实验及其数学基础具有类似的重要性。通过他们的和音研究，他们几乎直接把假设提出与实验之间的互动传递给了新一代学者，这实际上就是伽利略父子间的情形(第四章第四节)。对语言学、艺术理论和音乐理论基本模式的探寻显示出了与后来对落体运动、运转及其数学基础的基本的探寻一样的连续性，其中，源自第一次探寻的结果中有一些构成了第二次探寻的起点(参见第四章第四节和第四章概要)。
形式语法的发现奠定了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基础。语法的范畴常多层面的。首先，狄俄尼索斯·特拉克斯、多纳图斯和西拜韦等人的教学语法使得希腊语在希腊化世界、拉丁语在后罗马帝国世界、阿拉伯语在伊斯兰文明中的成了可能。倘若没有这些实践语法，任何语言都不会发展为通用语，希腊化、罗马或者阿拉伯帝国就不会被建立，或者无论如何不会以相同的方式被建立。除这些语法的帝国主义功能之外，它们的潜在形式主义改变了世界，尽管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比如，差不多2500年之后，帕尼尼的形式规则系统被用作了更为高级的程序语言的基本形式体系(参见第二章第一节)。乔姆斯基的发现形式语言的层级(第五章第三节)构成了描述和分析计算语言的基础。乔姆斯基早期的形式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语言的，后来被证明更适合于程序语言，而不是人类语言。程序语言的分析和编辑是通过语言学工作被着手实施的，语言学工作建立了信息技术的基础以及它的诸多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应用，尤其是当下的互联网。
其它发现:印欧语系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古文本激发了民族主义、与知识相互纠缠。这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只需提醒自己，印欧语系的十九世纪发现是怎样界定了我们对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看法，因为它也导致了一种关于原本“纯种的”雅利安人的。[2]十九世纪以降，古代文学文本、绘画和考古文物的出土和修复对民族的形象和身份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发展的作用非同小可(参见比如发现和修复《尼伯龙根之歌》--第五章第二节)。更加晚近的战后“发现”又如何呢?比如已然变得众所周知的与知识的交织(第五章第七节)。或者关于数字世界的可达性的(第五章第七节);对电视作为一种通过“流”拴住观众的的分析。我们不应忘记已然拖沓地数年之久的电视连续剧《犯罪现场调查》仅仅由八种叙事基本成分构成这一发现(第五章第六节)。这些发现是否将改变世界必定日久自明，，但它们无论如何都是全方位地令人兴奋的。
不存在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完全二分。在我们对原则与模式的探寻中，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见到了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楚河汉界。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们都在寻找基础模式，他们设法以逻辑的、程序性的或者数学的形式化来表达它们。另外，就模式的“本质”而言，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不同于人文学中的模式似乎没有那么绝对，受制于变化，在自然科学中它们似乎是绝对的--无论如何在物理学中是如此。然而，在人文学科自身中也存在一种渐变，从几乎绝对的语音演变定律到不那么绝对的和声规则，再到可变的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模式，比如对视觉描绘和文本的阐释(参见第五章第五节和第五章第六节)。不过，在自然科学中也有像这样的渐变--从理论物理的绝对定律到化学中的更近似，再到生物学中的地方性的、多变的模式。著名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主张，通用模式在生物学中不存在。[3]迈尔承认，物理和化学的也在层面上适合于生物系统。然而，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未曾有遵守理论物理中严格的“定律”定义的生物规律性被观察到。根据迈尔，生物学家用“定律”意指的东西是模式，它通常是地方性的，并不普遍有效，而且经常是统计学上的。这些规律性被广泛用于解释生物现象，它们并没有被归纳为更加的物理或者化学定律。
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在声明存在自治层面(autonomous level)的生物解释的时候，对此表示了认同 。[4]比如，在生物学中，被用于细胞层面的一组概念和解释有别于被用于生态层面的概念和解释。这并不排除复杂的生物过程还原--迟早--为物理过程。然而，把一个生物现象还原为基本粒子物理学来理解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依照基切尔的意见主张，人文学中也有自治层面的分析和理解。很显然，物理定律也适用于人类大脑，因此也间接适用于人类大脑的产物。不过，并不属实的是，我们需要向生物学或者物理学咨询如何分析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首乐曲之类人文产物。其中，认知和神经科学已然提出了语言和音乐研究的重要见解，但是，倘若我们试图依据相关于彼时的一切大脑活动的总数来理解希腊花瓶绘画或者文艺复兴，它便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笑的。[5]事明如此，自治分析层面，比如绘画的风格分析或者基于语文学的历史分析，提供最有洞见的模式，也可能思想体系(比如约瑟夫·斯卡利格的基于语文学的发现，即世界史长于与圣经融贯的历史--参见第四章第二节)。
“例外”概念: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终归有别?然而，在例外的概念和处理方面，人文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很可能是有差别的。在自然科学中，“例外证明规则”这一说法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虽然我们应当在此强调，这一看法在人文学中仅仅被应用于中学语法的描述性传统之中(参见第二章第一节)。同样，非常肯定的是，人文学中也有例外。然而，它们并不仅仅见诸人文学，而且也见诸自然和社会科学。
理论物理有时候因为其普适定律被称作唯一没有例外的学科。这可能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分界线。不过，这一分界线代表的与其说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差异，毋宁说是理论物理和其它科学领域之间的差异。理论物理绝不允许例外范畴，而应用物理则充满了特定的更正、现象学的、正态化和所谓的附带条件。虽然自然的普遍被认为是没有例外的，但在具体现象的数学推导中，特定的近似值和更正却被不止一次地使用。[6]除了存在一种从例外最少的学科到例外最多的学科的循序渐进之外，在这里断言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的。虽然理论物理反映出一幅理想图景，但对大多数自然科学而言，它都不是切实可行的(参见我们在上文对生物学的讨论)，更不要说其它学问领域。[7]
人文学摆脱《圣经》、古典主义与民族主义桎梏的历史。人们可以把人文学的历史视为对原则和模式及其形式化的持续探寻--就像我们在本书中所做的这样，视为对的思维方式的持续摆脱。古代的希腊人文学主要是基于亚里士多德，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则有对与圣经融贯的追求(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被整合于其间)。另一方面，在早期近代有人努力成就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它虽然缓慢但坚定地拉开了自己与《圣经》和亚里士多德二者的距离，相反，现代首先证明了人文学的历史化，这一点后来被用于了民族主义或者殖民的目的。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断言，在最初的亚里士多德阶段之后，人文学发现自己处于首先是《圣经》，然后是古典主义，最后是民族主义的桎梏之下。《圣经》、古典名著和民族主义原本是有益的框架，于其间新的思想、方法和模式迅速被建构出来。然而，如果这样的思维方式的边界被达到--它经常很快发生，边界便代表了一种必须克服巨大困难才能被的高压控制。勉力摆脱思维框架之后的快速接纳并不仅仅是反复出现在人文学中的一种模式。我们在所有学科和所有地区都能见到它。[8]
跨学科的人文学与学者。本书已然将大量意想不到的人文学者置于了聚光灯下。他们之前没有显影为有影响的思想家，这一事实是因为人文学者自己完全不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文学的历史，至多是仅仅了解他们自己的学科的历史而已。当然，可以预言的是，亚里士多德将拥有显赫的地位，就像莱布尼茨和乔姆斯基那样。但谁能想到公元前三世纪的索利的克吕西波斯会作为人文学中最重要人物之一载入史册呢?诚然，作为命题逻辑奠基人的克吕西波斯是众所周知的(参见第二章第六节)，而作为异常派方法的者，他仅仅在语文学家中享有一些声誉(参见第二章第三节)。不过，借助他的异常派方法，克吕西波斯启动了整个模式传统，这种传统代表人文学历史上的一条发展径，与规则派运动齐头并进(参见第五章概要)。唯有在人文学科被全面考察的情况下，这一径方可被辨识出来。
长期被认为处于边缘的学者们也首次在我们的历史上获得了重要地位。十七世纪的研究者威廉·霍尔德是最好的。虽然霍尔德在音乐学和语言学等单个学科中的工作被其他人的工作了，但如果他的贡献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他就会获得一个迥然不同的地位。他对音乐和音和微音程的研究(参见第四章第四节)、他对符号语言的深度考察(参见第四章第三节)，以及他在关节语音学领域--它在十九世纪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参见第四章第三节--的发现，显示出他是一位杰出的跨学科人文学者，有着惊人的研究一致性。霍尔德主要关注人类的声音生成(语言和音乐)，以及声音的缺失(失聪者)。因此，霍尔德的贡献大于贡献的各部分之合。在各门学科的历史上，霍尔德依旧不过是边缘的，因为他所致力的主题并没有设法发展为一门学科(人类的声音生成研究)。倘若我们不再以一门学科接一门学科为基础，而是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领域而讨论人文学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像这样把学者们从寂寂无闻中抢救出来。我时刻准备承认，拙作也使用了一种基于“学科”的分类--否则我根本就不会有着手点或者立足点。把这些学科并列起来进行讨论，并且不断地做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并未成就为学科的“潜在”学科。未来关于人文学历史的著作最好放弃这些学科命名，这些命名毕竟是在十九世纪欧洲才被建构的。人文学的现代划分不应妨碍其历史。
除威廉·霍尔德这样的几乎被遗忘的学者之外，人文学知名人士经常活跃于其间的阵地，似乎也比他们因之而出名的阵地宽广得多。比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显影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人文学者之一。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艺术理论创新(比如线性透视法和素描理论)，但他在考古学、语文学、音乐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有归于其名下的重要成就(参见第四章)。罗伦佐·瓦拉同样如此，其著述并不局限于语文学，而是也延伸到了逻辑学、语言学和修辞学。类似的是，我们不应忘记约瑟夫·斯卡利格，其独居眼力的语文学、历史和修辞学著作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虽然他作为数学家远不够格--参见第四章第二节)。同样，圣奥古斯丁不仅仅是一位家或者哲学家--他作为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诗学家，在中世纪人文学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参见第三章)。
伊斯兰人文学者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广度。法拉比是语言学家、音乐学家、逻辑学家，以及更多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像阿维森纳(伊本·西那)和阿威罗伊(伊本·鲁世德)那样，他们实际上涉猎了人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比如，比鲁尼被证明是印度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等等。再如司马迁(参见第二章第二节)，他不但精通历史编纂学、语文学、语言学和诗学，而且是经验学派的中国代表(参见第四章第一节和第四章第三节)。婆罗多牟尼(参见第二章)主要是在戏剧史研究方面闻名，但他也是最重要的音乐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之一。对我而言，帕尼尼(参见第二章第一节)在基于规则的人文学传统中发挥如此强大的作用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刚发现的--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始于西拜韦的基于范例传统(参见第三章第一节)。
然而，在我们的综合性的人文学历史中，也有人没有被提供与他们相配的地位。十五世纪学者苏尤蒂既是语言学家(参见第三章第一节)，又是令人着迷的历史学家(第三章第二节)，但因为我们聚焦原则和模式，他仅仅曾被简要提及。一些杰出的学者根本没有在本书中现身，或者仅仅被间接讨论过，比如马克斯·韦伯(参见第五章第一节)，他除了是社会学家之外，还是文化史学家、教史学家、音乐学家、经济学家和家。然而，他的著作的社会学面向如此显著，以致他并不太适合我们的人文学历史。类似的推理几乎让我决定以同样方式对待奥古斯特·孔德，但我无法绕过他的主义。当然，我们之前已见到过这样的势不可挡的广度--自然科学的代表性人物被证明也是人文学者。伽利略是最重要的早期近代音乐研究者之一，开普勒是杰出的语文学家，牛顿将其一生的多半时间花在了和历史编纂学上(然而，在这些领域，他远说不上优秀--参见第四章第二节)。现代也能够以拥有平衡发展的人文-科学学者而自豪，赫尔曼·冯·赫姆赫兹(第五章第四节)和诺姆·乔姆斯基(第五章第三节)就是杰出的榜样。唯有包括各个学术领域的综合史方能正确处理它们。
有来有往的意外影响。印度、中国、欧洲、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接触是丰富的，卓有成效。这些影响很多都是大家知道的，但依然并未在一切情况下都被承认。比如，事实表明，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语言学变得为人所知首先是在中国，然后是在伊斯兰文明，后来它风靡于欧洲和美国，在此之后转为了语言学影响其它地区。我们已然看到，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阿拉伯逻辑学、历史编纂学、语言学和音乐学在欧洲人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要证明其它影响就不这么容易了。比如，暂时没有表明，阿拉伯人的伊斯纳德史料修复法(参见第三章第二节)决定了欧洲人的成文史料修复法(参见第四章第二节)。然而，两种方法是如此的相似，从伊斯兰文明到教欧洲的知识流动规模是如此之大(参见第三章)，以致影响无法被排除。另外，我们已然在不同地区见到了平行的，有时候几乎是相同的发展，关于它们，直接影响同样难以确定，比如中国和希腊的逻辑学基本(参见第二章概要)、中国和印度的艺术史规则(参见第二章第五节)，以及印度、中国和希腊的和声(参见第二章第三节)。
本书也了一种意外影响--从非洲到欧洲的线。这种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人所知，但它鲜有被指名道姓地指涉。关于非洲对欧洲人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将在这里提供四个例子:
(1)北非历史学家曼涅托的国王列表(参见第二章第二节)被约瑟夫·斯卡利格用于建构其性的年表，其有效效应是地球年龄可以从《圣经》推断出来这一教观点(参见第四章第二节)。从长远来看，它导致了一种关于人类与社会的崭新的、的观点。
(2)教(参见第三章概要)是由北非的，经常是讲柏柏尔语的历史学家发动的，比如圣奥古斯丁、塞克斯图斯·阿非利加努斯和奥罗修斯，导致了对中世纪欧洲人文学中的几乎一切活动的重新定义和再阐释(参见第三章)。
(3)由突尼斯人伊本·赫勒敦提出的文化循环模式决定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欧洲历史学家关于世界的观点(参见第五章第一节)。
(4)古老的非洲史似乎已然通过人类学家催生了欧洲史(参见第五章第一节)。正是因为这一影响，“非精英主义的”史继续在二十世纪历史编纂中扮演重要角色。
未来研究:从日本到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虽然我已尽力以一种更加全球化的视角来撰写此书，然而，人文学仍获得了比例失调的关注。这样做的原因在第一章里被讨论过--源自其它地区的大量手稿尚不可使用。成百上千的早期近代阿拉伯、非洲和其它手稿正等待着被揭秘(参见第四章第二节)。另外，我不得不将自己限定于成文史料，而在很多地方，文学、艺术和音乐研究也以形式存在。不过，即使是在这些之内，我也留下了一些领域不曾被论及。
比如，卓越的日本历史编纂尚未被讨论。一定会让人兴趣盎然的是，考察中世纪的幕府(Shogun)历史是否因为其循环模式而符合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发现的元模式，即《圣经》的结构对应于早期历史编纂学的结构。无论如何，日本人文学几乎尚未被探究。人们通常认为，日本的科学和学术是直到这个国家在十九世纪末向才开始繁荣。在此之前，从1641年到1853年，日本了解学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德士马岛(Deshima)上的荷兰贸易站。当时表示“科学”的日语单词“Rangaku”的字面意思是“荷兰研究”(荷兰/Holland即O-ran-da)。长期以来，日本的一切外国科学知识都是源于经由荷兰语被译为日语的书籍。成千上万的此类文献在日本各大城市被热购一空，因为那里的人口中70%到80%都是会读写的。不过，这些著作局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于其间日本有很多东西要向学习的领域。然而，在人文学的范围内，日本拥有它自身的悠久传统。除历史编纂学之外，诗学也很发达，最出彩的成就之一是著名的世阿弥元清(Zeami Motokiyo)讨论能剧(No)的十四世纪专著，它到了。[9]其它人文学科在日本的地位又如何呢?十七世纪以降，人文学和荷兰研究之间有互动呢，还是这两种活动代表不同的世界?在后一种情况下，日本就会例外于我们的概括，即各地的人文学和自然科学被联合研究，相互增强。
我们也尚未讨论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最引人注目的的历史编纂形式之一--阿兹特克人(Aztec)的象形文字历史。[10]比如，《曼多撒手抄本》(Codex Mendoza)内含一组完成于1541年、讲述阿兹特克者的征服的文字与图像，一份被征服地区所缴纳赋税的清单，以及日常生活描述。倘若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可能的，《奥班抄本》(Aubin Codex)甚至就会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通过色彩艳丽的图画，它描绘了阿兹特克人因为西班牙而离开阿兹特兰(Aztlán)。它共有81页，涉及阿兹特克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刻之一--1520年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大和神庙的。虽然我们尚未为了原则和模式而考察这些文献，但很显然，个人经验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
既然玛雅文也已几乎全被解码，已变得清晰的是，存在大量玛雅历史编纂，包括朝代编年史、传记、对争论和斗争的描述。[11]我们也在玛雅文化中发现了音乐学文本，其中的一部分将见诸危地马拉(Guatemala)基切省(Quiché)的历史-著作《波波尔乌》(Pop Vuh)。还有更多。
我们也绕开了朝鲜、越南和曾经一度繁荣的高棉帝国的人文学。非洲很可能为未来提供最大的希望。没有任何其它有如此多样化的文化和语言。单单是廷巴克图及其附近地区数量惊人的神秘手稿便能激起无穷的想象。与此同时，据推算的70万份手稿中有2万份已然被收集起来，但几乎尚未被研究。
然而，有件事已经通过本书变得一目了然了。语言、音乐、艺术和文学中对原则和模式的探寻是不分时间和地点的。鉴于过去卓有成效的交叉渗透，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地点作为今天的灵感源泉。对帕尼尼和狄俄尼索斯·特拉克斯或者西拜韦，语言学家们不胜感激。艺术史学家可以把瓦萨里与谢赫视作他们的导师。文学和戏剧理论家未必仅仅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婆罗多牟尼和刘勰不分伯仲。希罗多德并不是历史编纂学的唯一老前辈--还有司马迁和伊本·赫勒敦。
人文学的未来。虽然对未来的推测很快就变得毫无根据了，但归纳出人文学的几种趋向还是有可能的。就此而言，在作为学术机构的人文学科和作为智识活动的人文学科之间进行区隔是值得花时间的。关于第一种情况，撰文已经不少。[12]虽然人文学的教学在多条战线]但不同学科中的研究却依然一派繁荣。尽管如此，关于人文学科的所谓无用和缺乏科学属性的是很多的。倘若我的著作有一个目标--除填补历史编纂的空白之外--它就是将这些托付给幻想王国。
就作为智识活动的人文学而言，情况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好。源自不同领域的技术和方法正在与人文学科相整合，正在导向对历史、语言、艺术作品、文学作品、乐曲、电影、新产品和其它文化制品的新分析、新阐释。对通用模式和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模式二者的探寻代表人文学中的一个不曾被中断的常量，正在被日益频繁地借助认知和数字化方法进行考察。倘若有趋向正在成形，它们至少如下:
(1)人文材料的认已然促成语言、音乐、文学和艺术的心理动机的新检验方法。这一方法已在人文学所有领域提供了新模式，代表其最为活跃的分支之一(参见从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章第七节)。
(2)人文材料的数字化、计算法已然导致了诸多新模式的。倘若没有数字化的史料，无论是要一下子比较成千上万的文献，还是在大量史料中找到历史模式，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计算法，要把语言学洞见转换为言语认知和机器翻译之类的应用一定是不可能的。数字人文学正在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理解，而且是之前从未被问及的新问题(参见比如从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五章第七节)。这是人文学中最有希望的运动，正急剧改变着人文学实践。
(3)源自人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方法的整合已然生成新学科(比如考古学、文化研究和研究)，这些方法也正被用于更为传统的人文学领域(参见比如第五章第四节和第五章第五节)。无论有多大潜伏在不同学术领域的不加的整合中，这一趋向被证明常具有生产力的，不可逆转。
当然，断言这些趋向将在未来继续就是预测未来。无论它们现在看起来多么鼓舞，多么富有创新，如果我们回望过去的五十年，我们会看到历史如何证明其它模式可能浮出水面。
然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指出的是，过去和现在--或许也有未来--的形形色色的人文学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从最具解构性和相对主义的方法到最为精确和普适主义的方法。这一多彩的调色板同时是人文学的优点和缺点。多样性并不总是受欢迎的。间化研究、在一模一样的刊物发表文章、使用完全相同的方法的压力越来越大。单是精确模化(比如在计量历史学和语言学中)和主观叙事(比如在叙事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中)的共存就让人文学是所有人类行为中最不能当真的。我是因为探寻人文学中的寻求模式性的活动着手这本书的，但是，在我的论证的最后可以看到，“模式性”的工作至少是让人感兴趣的。我的是我们最好不但要人文学的多变性，而且要接纳它。
[2]十九世纪学者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和克里斯蒂安·拉桑(Christian Lassan)认为，乌尔语(ur-language，又译原始人类语言)的语言学意味着存在一个纯血统的雅利安人种。他们的见解后来被国家社会主义者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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