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在宝光寺。（受访者提供）
2003年,时年30岁的硕士性成为文殊院第十八代方丈。
1993年在宝光寺求学。（受访者提供）
1996年在表演茶道。（受访者提供）
华西都市报:文殊院自隋朝始建寺，于今已1300余年，历朝历代，不少高僧在此诵经，庇佑一方。2003年，性成为文殊院第十八代方丈之时，他只是一位30岁的青年。转眼10年匆匆而过，作为实干派的新锐方丈，性令一座千年古刹在21世纪焕发了新的活力。
“所谓‘休闲’，是一种放松状态，也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成都老百姓这种闲散的生活习惯已融入他们的身体，这经过了3000年的遗传。”
――性
性很繁忙，华西都市报记者能约到他的采访颇费周折，因为他总是不停地往返于全国各地，他还要四处担任义工及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我就是一个空中飞人。”他笑着说。
性很爱笑，他经常用一些很轻松的故事逐渐切入严肃的人性探讨，亲和力十足；性很能聊，可对大多数人，性最喜欢和他们聊文化，甚至是科学。对于这些话题的谈兴，甚至盖过了聊佛法。
凭借其个人魅力、学者风范及人文情怀，性了对僧人常规刻板的看法，其境界也达到了星云大师所言的那样：“要有入世深入民间的，也要有出世的思想。”
性简历
性，男，汉族，1973年生，重庆潼南人。世居玉溪，生于米心。1990年9月于成都昭觉寺礼都监上智下益上人披剃；1991年于成都昭觉寺依方丈上清下定老座下受具足戒。在此期间系统学习并熟练掌握佛教念诵、梵呗、仪规等佛事活动，为做一名合格的出家人奠定了的基础。
1992年9月至1994年7月，在四川省院学习，期间随唐仲容先生唯识学，从此开始对唯识学产生浓厚兴趣；1998年9月至2001年7月，在中国院研究生班学习，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教研究所杨曾文教授禅史，期间接受规范化的学术训练。现为文殊院住持方丈，中国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中央青年联合会委员等。
闲谈
三副楹联说成都性格
性的方丈室是在文殊院深处的一个小禅院，毗邻藏经阁，院内古木参天，其静谧与数百米之外的喧嚣闹市形成巨大反差，身穿僧袍的这位年轻方丈如此儒雅，仿若从另一世界踱步出来的隐士。他招呼前来采访的记者落座，然后泡上几杯清茶，独自坐在对面木椅上，我们的采访由此开始。
“你们对巴蜀文化的了解有多少？”本该提问的记者还未来得及“发招”，这位面相俊秀的僧人居然就“反客为主”，令人有些措手不及。
性见到记者愣了一下，然后笑呵呵地自解答案：“要了解巴蜀文化，首先就应该把四川的名人读懂，知道他们的根在哪里，比如马识途、李树人、车辐这些老先生……”
说着说着，性提到了成都的三副对联，“我有时问外地人，成都你们去过哪儿？他们回答说去过三星堆、金沙遗址、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等。然后我又问，你们最后记住了什么？成都对你的是什么？他们很难答上来。我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最应该去看的不是这些景点，而是成都的三副对联。”
据性介绍，这三副对联中，认知度最广的是武侯祠的“联”，上联写的“能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写的“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不少游客都能流利背出。另外两副则不被大多数人知晓，一副是清代文人何元晋在宝光寺题写的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还有一副是五老七贤之一方鹤斋在文殊院三大士殿外所作的千古楹联：“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
“这三副对联，我称之为成都人的处世智慧。懂得成都就要看这三副对联，看懂了也就知道了成都人的生活、性格和思维，巴蜀文化的韵味在里面也体现得很充分。”性将他对此的娓娓道来。他说：“成都号称休闲之都，也有人说它是旅游之都和美食之都，但成都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也应是每个成都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性认为，这三副对联中，有两副都描写了成都人的豁达和休闲，“可是作为文化人，应该对‘休闲之都’做一个引导和定义，不要把它肤浅化，这样会带来负面的东西，休闲不是那么简单。”性表示，所谓“休闲”，是一种放松状态，也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成都老百姓这种闲散的生活习惯已融入他们的身体，这经过了3000年的遗传。
对于通俗文化，性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很多人觉得过去茶馆里的说书人，走街串巷唱小曲儿的很俗，可那些人才真正地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带到了民间。有些老太婆没上过学，但她们会教育人，很少和别人吵架，小孩要出门，她们就会孩子别学坏啊，她们这些知识哪里来的，就是看戏听书来的。这就是早期的传媒。有个成语叫寓教于乐，把的作用隐藏在娱乐里，现在我们的社会只有娱乐很少，这样就很了。”
往昔
以前的梦想是当语文老师
性有句经典名言――佛就是生活。他认为，佛法说到底就是教你如何生活，“很多人生活一团糟，佛法就是教你怎么样合理生活，怎么样智慧的生活。智慧不等于知识，智慧不等于聪明，智慧等于从容和淡定。”性对记者如此说。
真正的智慧是柔。性引用了《易经》里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而不争”，他说：“这句话在我们的生活里太有用了，小到家庭，大到社会，如果你处处显示自己，强过自己，那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因为你太了。”
自担任文殊院方丈以来，性不光用自己的温暖了，他还加强了规范化管理，同时也在开展扶贫济困赈灾慈善公益活动，着力推行以静心养性的“禅修营”。他还先后出访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美国和中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关于的学术会议，对播中国传统文化。
近年来，性致力于唯识学、禅史研究等工作，先后出版论文集《问学散论》，学术专著《解密身心和世界入门》《生命的原理》，集《生命是快乐的旅程》《做到人人都喜欢》《活着是一场――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有悟的人生》，及佛法与人生系列丛书十余册。
虽然有着诸多卓越成就，可对不少普通百姓而言，文殊院的住持始终是个神秘的高僧，因为性始终保持如此忙碌的工作状态，无暇接受访问，而其低调淡然的处事风格更使得对他的了解知之甚少。
性究竟是如何与佛结缘的？出家之间他又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此前他鲜有对外提及，这次他终于向华西都市报记者袒露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我出生于潼南县米心镇的一户普通人家。小时候的我很喜欢文学，以前我的梦想是当个语文老师。”
性17岁那年从镇上坐船去县城看望文学社老师，结果阴差阳错出现了一个小意外，从此他的人生之发生了神奇逆转。
“我应该是上错船了，当时涪江起雾，那艘船莫名其妙地开到了遂宁。下船后我很迷茫，忽然想到遂宁有个庙，就想反正都来了，干脆去庙里逛逛。”那天是九月初一，去庙里的人很多，有个僧人看性一直呆在庙里迟迟不愿离去，于是问他：“你是不是想留下当？”性随口回了句：“你要不要嘛？”僧人又问他会不会算账。性说会，于是他便留在了庙中。
求学
“幼儿园”毕业的“高才僧”
华西都市报记者曾问过他，当时留在庙是不是一时冲动？他的回答很简单干脆：“不是冲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庙短暂停留后，性几经辗转，最后去成都昭觉寺剃度，取法号性，成为一名真正的出家人。
“出家不久后，我看了很多书，觉得这些书写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想去读书，把好好研究研究，看看里面到底说些什么。昭觉寺里可以学到教仪轨、佛教梵呗和唱诵，我几个月就全学会了。”他说。
1991年，18岁的性正式读书，他最早去重庆院求学，学院里有个老先生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他教我们入门的课程，老先生讲课不带书，我很羡慕他，以为他有什么秘方，晚上去敲他的宿舍门，我直接就跟他说：你讲课讲得很好，我想学你讲课不要书的绝学。老先生说你慢慢学，看的书多了就会了，我当时甚至还有点失望。”回忆当年的单纯，性有些哑然失笑。
1992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政协副的赵朴初，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赵老在会上提出汉传佛教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落实政策，虽然在内地恢复了不少，但急缺僧才，要加强人才培养的力度。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办了不少院，成都宝光寺也成立了四川省院。那次会议，让还是青年僧伽的性再次发生命运改变。
“我当时也报考了四川省院，但对考试没底，昭觉寺有70个小参加考试，放榜时每念到一人的名字意味着他就被录取了，当时都快念到结束，我心里直嘀咕，怎么还没有轮到我，肯定没考上。后来才知道，公布成绩是从最后往前面公布，我当时考到了全四川省第二名。”
考上四川省院后，性又到宝光寺深造。当代著名盲人家唐仲容先生当时在学校任教，70多岁的唐先生对性影响极大，正是因为他，性迷上了唯识学的研究和。因为成绩优秀，性成为了唐仲容的得意，经常获得“开小灶”的福利。在宝光寺学佛的两年时间，他还跟着唐仲容读《大学》《中庸》等中国古典著作，也学写古体诗，学中医……至今，性都对昔日充满感激。
从四川院毕业之后，性一“高歌猛进”，这次他的目标是中国界的最高学府――位于的中国院。让性深感幸运的是，他在那里得到了中国大师韩镜清的亲自点拨。韩镜清先生对唯识学的研究造诣之深，让性获益匪浅。
“韩老还让我们学藏文，他给我们请老师都是他自己花钱。记得当时他给我们讲课就是在中央民族大学旁的一个幼儿园，那幼儿园的园长是韩老的儿媳妇，幼儿园建在法华寺里面，当时我们就坐在园内的小板凳上上课。”性笑着说：“直到现在我还常跟别人讲，我是幼儿园毕业的。”
玩笑归玩笑，性在中国院从1994年一直读到2001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的课程全部习完，当他学成回成都后，已是四川乃至西南界首屈一指的“高才僧”，当年他刚满28岁。
华西都市报记者杨帆见习记者杨强 摄影吕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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